汐止忠順廟是釋、道、儒之三教合一之台灣傳統廟宇
一樓有正殿、東廂房、西廂房
二樓有東廂房、西廂房
  　　汐止忠順廟位於新北市汐止區中心，離汐止老街、火車站相當近，從最初清朝時期為蘇家的民宅，而後成為日本能久親王的遺跡所，右側再增建日本神社，二次大戰後神社被拆除，改建蘇家大厝為忠順廟。這短短的幾句描述，卻是汐止市的一段大歷史，但是事情的來龍去脈，始終沒有專書完整的紀錄，因此接下來將使用第一手文件，來架構、還原，這一小片土地，所上演著許許多多的歷史故事。
關於汐止忠順廟主祀神保儀大夫的來源，訪問過幾位仕紳，大抵是陳姓祖先從泉州府安溪縣分火，擔著扁擔渡海扛過來的，最早期有「陳尪公」的神明會組織，每年農曆四月十日辦「吃會」，並且筊杯選出下任的爐主，後來將保儀大夫奉祀到蘇家大厝（或稱蘇大老宅，即忠順廟現址）。
860年（清咸豐10年）開放滬尾（淡水）、安平二港通商，茶、糖、樟腦三項經濟作物，成為台灣最主要輸出貨品，由於平溪、石碇、瑞芳等地的茶農，將茶葉先運至水返腳街上進行加工，再利用基隆河運至大稻埕輸出，使得水返腳有許多人因經營茶館而致富，如蘇大老（即蘇樹森）、李萬居等人。
蘇樹森（字松茂），生於1827年（清道光3年），地方上皆稱「大老」（即是「大老爺」之意，不稱其名以示尊重）。 1884年（清光緒10年）中法戰爭爆發，劉銘傳赴台督辦軍務，因情勢緊急、兵力不敷調度使用，劉銘傳乃號召各地仕紳組織團練、招募練勇協防。當時蘇樹森奉劉之命，募集義勇右營管帶兵卒五百名，駐防暖暖大水窟；1885年（清光緒11年）法軍進攻暖暖月眉山、大水窟，蘇樹森與林朝棟、桂占彪、劉朝祐等人奮力拒戰。同年四月，中法議和後，蘇樹森因戰守有功，獲賞四品頂戴，並以布經歷職銜，不論單雙月分省補用巡檢。因清朝的官職，蘇大老將道光年間起造之大厝加上八尺高之燕尾翹脊，成為一棟正面連諼龍在內七開間的大厝，正面門廳兩次間開琉璃花磚圓窗，形制頗具特色，地方上皆以「蘇大老宅」稱之，即是現今「汐止忠順廟」的前身。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年誕生，1895年去世，享年四十九歲，為日本天皇的宗室。他的去世原因眾說紛紜，有的說是病死，有的說是被原住民殺死，更在由北往南征之路途，都有傳說是被各地的義勇軍殺死，總之，能久親王是在台灣西部，進軍南下途中死亡，這是日本皇族第一次在海外陣亡，所以為紀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特別以王者之禮，在台北圓山建立一座約一萬六千坪的日本廟，謂之「台灣神社」（位在今日圓山大飯店），其內恭奉能久親王之牌位。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水返腳時，曾佔領庄長蘇樹森（蘇大老）之宅邸過夜居住，在《南日本－台灣懷古錄》日文書中，有一篇〈水返腳蘇樹森の歸順書捧呈〉

　　「敬稟者，水返腳蘇樹森，嘗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台灣一島既屬日本管轄，森等自是日本人民，大軍到此，盡竭力周旋，以報效伏念我大日本皇帝，威勝五霸，明繼三王，保赤於誠，求養兵士於心，服施仁載義，扶弱挫強，以此制敵。
敵不推以此，圖效何功不克，自大軍到基隆以來，森等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到水返腳。
森又派人引導大軍，於先路台北一帶地方，可做大平之賀矣，惟聞台南林朝棟及丘逢甲、劉永福等，駐紮兵勇五六十管，開鑿地道以阻天兵，未知果否，森亦派人到新竹縣窺其勢，日後再稟報。但願我軍預先設法提防，庶為萬全之計，伏乞。親王殿下兵馬大元帥施行切叩」

　　蘇樹森出面奉表輸誠，其背後面對著日本軍國強權，大軍強行入境家鄉土地，卻隱藏心中的忐忑不安與無可奈何啊！！因為清國台灣巡撫唐景崧及丘逢甲等高級官吏，將私財運出台灣外，早已打算逃回清國，在當時台灣早已呈現無政府狀態。在書中另有一篇描述親王過夜的房間：蘇大老之宅邸有一個房間做為能久親王的寢室，房間大小約十疊（榻榻米一塊即一疊，約180公分 × 90公分)，正面恭奉祖先牌位。房內原本並無睡覺的床組，因此只得排出兩張簡陋的木板凳，放上木板做為睡床，上面鋪上蘇樹森奉上的台灣棉被一條，棉被上再鋪以台灣草蓆，而親王所蓋的毛毯則是由侍從恩地轍所提供，從而就寢。從這些敘述大致可推測，能久親王是住宿在蘇大老宅的正廳（因為有神桌與神明的奉祀）。

　　日治時期，汐止街為保存能久親王暫時停駐蘇大老宅的遺跡，明定此處為「水返腳御遺跡」，1922年（大正11年）以當地的預算，租下蘇大老宅的正廳及其左右兩間房間，禁止民眾出入，並將每年六月十日訂為紀念日，於此處舉行祭典，因此原本奉祀於蘇家大厝的安公祖（保儀大夫），則暫時寄奉於汐止老街的「濟德宮」（媽祖廟）。又於1930年（昭和5年）三月十日，七星郡汐止街以六千圓買下蘇大老宅約八十四坪的建築及其土地四百一十坪，作為「御舍營所」，這棟建築為當時蘇樹森新建的，紅磚建造、瓦片屋頂，在當時是此地規模屈指可數的宅邸，原來是蘇樹森給予妻妾居住的房子。
日治時期，1939年（昭和14年，民國28年）日本學者增田福太郎所著的《台灣の宗教：農村を中心とする宗教研究》（東京：養賢堂出版）一書所做的田野調查，對於汐止市所屬的七星郡有一段描述：「七星郡汐止街濟德宮，媽祖之外，祀保儀大夫，因為當時原住民出沒，又惡疫流行，乃奉祀之。」自清朝開始漢人入墾，就不斷與台灣的原住民發生衝突，所以保儀大夫在當時有著防出草之害的神蹟，這與保儀大夫死於安祿山等人之手，其人為「番」，所以保儀大夫與「番」是對立的詮釋。再則，民眾相信保儀大夫遶境，能袪除疫病、保境平安，過去醫療環境不佳，人們生病沒錢找醫師看病，況且路途遙遠，因此向保儀大夫筊杯祈求「藥籤單」，是舊時代困苦環境中不得不做的選擇，所以民間也流傳著保儀大夫能治病靈驗的神蹟。
1934年（昭和9年）五月十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刊載：「汐止街舊曆四月四日媽祖祭典，合併於舊曆四月十五日與保儀大夫之祭典同日舉行。」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刊載：「七星郡汐止街媽祖祭典，訂二十七日與保儀大夫祭典合，本年為合併初年，同街各界人士，欲作紀念，挽回人氣，極力準備種種藝閣陣頭，且比往年倍加熱鬧。」由此二篇報導可看出，汐止民眾非常重視保儀大夫遶境所帶來的平安祈福活動。

　　台灣總督府於1934年（昭和9年）在「台灣社會教化協議會」，提出以神社為地方教化中心的主張，及同年「有關神社建造要項之件」綱要中，關於「一街庄一社」的政策後，台灣的神社數量急速成長。
1935年（昭和10年）修繕「御舍營所」遺址的同時，為在鄰近之土地設立「汐止神社」，因此收購了周圍民地約四千五百坪。汐止神社全用檜木建築，要花費六萬元日幣，汐止街負擔三分之一，其餘的費用由地方仕紳分擔。汐止神社建立的那一年，正是日本軍國主義最炙熱的時期，日本政府展開寺廟整理，並造就台灣本島上百座大小神社，也就是台灣總督府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全台廣設神社，並強迫台灣人民改變傳統的宗教信仰。同年的十二月五日中川台灣總督府告示第一八四號「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公告為能久親王之遺跡所為史蹟，即「能久宮」。
1937年（昭和1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行汐止神社的鎮座祭，恭奉天照皇大神、倉稻魂神、大己貴命、明治天皇、能久親王等。
1938年（昭和13年）五月九日《台灣日日新報》刊載，大致內容：「七星郡汐止街，有許多寺廟祭典，今年剛好是汐止神社第一次鎮座祭，為配合以神社中心，達成皇民化暨生活改善運動目標，舊曆四月十五日的保儀大夫、媽祖、清水祖師的祭典，以及農曆九月十四日城隍祭典等，皆改為六月十日與汐止神社祭典合辦，統一舉行。」這些報紙資料，將日治時期汐止保儀大夫的祭典，紀錄的清清楚楚，從最早的舊曆四月十五日，整個汐止民眾積極參與保儀大夫遶境，準備許多藝閣與陣頭熱鬧非凡的景象，後來在政治的脅迫下，因皇民化政策，曾經改為六月十日與汐止神社祭典統一辦理。
  　　1946年（民國35年），汐止第一任鎮長陳燦能暨地方仕紳，將原本寄奉在濟德宮之保儀大夫神尊，藉神明遶境之便，迎回「能久宮」恭奉，並改名為汐止忠順廟。又有一說是神明遶境之際，神尊顯靈，神轎自動回歸蘇家大厝。
1957年（民國46年）汐止忠順廟整修，改為鋼筋水泥屋頂之廟宇建築，其牆壁則大部分保持原狀。時值國民政府大陸失守，退居台灣，居民同仇敵愾之心正盛，忠順廟恭奉之主祀神為死守睢陽城之名將－張巡，張公以寡敵眾誓死不降之精神相吻合，所以當時除了蔣中正之外，幾乎所有將軍、大官、名人都賜匾題聯贈本廟。
1957年（民國46年）廟牆因遭風患震災，多已坍損，開山主持藏修法師與汐止紳商陳再居、周澄秋著手興修，承各方信善踴躍捐獻與地方仕紳余澄清、吳阿合鼎力援助外，各市民代表與里鄰長高太陽、潘賢舉、蘇新居等先生協力聚資，於1958年（民國47年）重修，並改為鋼筋水泥，塑建廟宇形式。
屋頂的廟簷上，承襲傳統有三尊神明，叫做「福」、「祿」、「壽」，四周有一些吉祥的動物，如龍、鳳、麒麟、鯉魚等，色彩鮮艷，內容豐富，呈現吉祥喜樂、賜福人間的景象。
1990年（民國79年）管理委員會決議修建東西廂房，為「般若堂」、「修學堂」，增設禪房、講堂、文物室、辦公室、齋房，重整花園及盥洗設備，另外中堂加搭玻璃纖維頂蓋，以防風雨，內外牆加貼磁磚、花崗石，更換護欄等。
此外，從大同路的「鳥居」，到忠順廟的石碑之間，原本設有十餘對石燈（即神社的御神燈），民國七十年間，因為國民政府反日情緒正盛，強要地方政府拆除，有一些石燈遷置於汐止的拱北殿。昔日神社的石獅及一些石燈則移往忠順廟的埕場，作為寺廟裝飾，從這些日式石造的物件中，仍然可以找到昔日神社的遺跡。